近年来，随着融合教育理念的深入推广，残疾学生随班就读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政策取向。这一模式旨在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，通过进入普通学校与健全同龄人共同学习，促进其社会适应能力与发展。在实践层面，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，劝退现象仍时有发生，不仅直接侵害了儿童受教育权，更折射出深层次的教育公平困境与系统支持缺失。

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3年教育统计数据，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达91.2万人，其中随班就读学生占比持续增长，已成为安置残疾学生的主要形式。政策层面，《“十四五”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》明确要求“推进融合教育，全面提高特殊教育质量”，并强调“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方式，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应入尽入”。法律上，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和《义务教育法》均明确规定不得歧视或拒绝招收残疾儿童。尽管如此，现实中仍存在执行偏差。2024年初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公开指出，基层学校以“缺乏专业支持”“影响教学秩序”等为由劝退残疾学生的隐性歧视事件仍非个别现象，尤其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。

劝退行为的背后，是多重现实困境的交织。普通学校支持体系薄弱是关键因素。许多学校缺乏足够的资源教师、康复专业人员及必备的无障碍设施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自闭症、多重残疾等类型学生需要高度个性化的教育计划和行为支持，但普通班级教师通常未接受充分培训，面对复杂需求时往往力不从心。2023年一项针对中部地区小学教师的调查显示，超过65%的教师表示“无法有效应对随班就读学生的特殊需求”，且缺乏专业团队支撑。评价体系的压力不容忽视。在强调学业成绩和班级排名的环境下，残疾学生可能拉低平均分，影响教师绩效考核，导致校方产生劝退动机。部分家长对融合教育认知有限，担心残疾学生影响自己孩子的学习进度，从而施加舆论压力，迫使学校采取隔离措施。

深层而言，劝退现象反映了融合教育文化尚未真正扎根。社会对残疾的认知仍存偏见，将残疾视为需要“隔离处理”的问题而非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。教育系统内部，尽管政策三令五申，但执行监督机制乏力。许多劝退行为以“委婉建议”形式发生，如暗示家长“孩子更适合特教学校”，或夸大在校困难，规避直接责任，导致维权困难。2024年，有媒体曝光某地小学以“无法提供适切教育”为由劝退一名脑瘫学生，后经家长多方申诉才得以解决，凸显了监管漏洞。

改变这一现状需多维度系统发力。首要的是强化法律与政策落地，建立刚性问责机制。教育部门应明确将拒绝接收随班就读学生列为办学资质考核红线，并开通便捷有效的投诉渠道。必须加大资源投入，构建支持网络。这包括为每所普通学校配备专职资源教师、推广巡回指导服务、开发差异化课程工具包，并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供个性化学习辅助。教师培训体系需深度融合特教知识，帮助普通教师掌握基础评估、行为干预与协作教学技能。2023年修订的《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》已强调所有教师应具备融合教育素养，需加快落实。

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文化转变。通过公众教育消除歧视，让更多人理解融合不仅利于残疾学生，也能培养健全学生的同理心与包容力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共同体。学校应建立家长合作机制，定期沟通进展，化解误解。最终，随班就读的成功离不开整个教育生态的转型——从追求单一学术卓越转向支持每一个孩子的多元发展，让教育公平从口号变为每一个教室中的日常实践。

残疾学生随班就读被劝退绝非小事，它是检验社会文明程度与教育系统正义的试金石。只有当每一所学校都能真诚拥抱所有学习者，并提供切实支持，融合教育才不再是一个遥远理想，而成为鲜活现实。这不仅关乎残疾儿童的未来，也关乎我们能否构建一个真正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教育体系。